札哈·哈蒂：地面，可以重新畫一次嗎

1950 年 10 月 31 日，札哈·哈蒂生於巴格達。父親是實業家與政治人物，伊拉克國家民主黨的共同創辦人；母親是畫家。這是一個世俗、富裕而且相信現代化的家庭——她就讀的是巴格達一所天主教修女辦的學校，同班同學裡有基督徒、猶太人與穆斯林。她自己後來多次提到，那個年代的巴格達對女孩要不要念書、要念什麼，並沒有太多限制。

兩件童年的事值得記住。第一件是那些新建築：那幾年巴格達同時進行著大學校園、體育館與城市規劃的委託，現代主義以「國家要往前走」的姿態出現在她眼前。第二件是一趟旅行——她隨家人到伊拉克南部的蘇美遺址與沼澤地，看見沙地、蘆葦與水面在陽光下連成一片，地景之間沒有明確的邊界。她說那次旅行決定了她要做建築。

這兩件事在她的作品裡一直並存：一邊是相信圖可以改變一座城市的現代主義信心，一邊是對「沒有邊界的連續地景」的偏好。本系列第 08 案那張從廣場捲起來、一路成為屋頂的連續表面，兩件事同時在裡面。

先學數學，再學建築M A T H E M A T I C S　F I R S T

1968 到 1971 年，她在貝魯特美國大學念數學，拿的是理學士。這件事在考場上比任何風格描述都重要：她處理曲面、處理不對稱受力、處理四萬五千片各不相同的面板時，用的是「這是一個可以被計算的系統」這種態度，很少停留在「這裡畫得比較漂亮」。她的自由造型從來都有一套可以被驗算的骨架在底下。

建築聯盟學院與那張橫躺的高樓T H E　A A ，　1 9 7 2 – 7 7

1972 年她進入倫敦建築聯盟學院（AA），師從 Elia Zenghelis。1976–77 年的四年級設計是她真正的起點：課題是在泰晤士河的亨格福德橋上設計一間旅館與俱樂部，她交出的作品叫《馬列維奇的構成體》——把俄國至上主義畫家馬列維奇的一件立體構成，轉成一棟橫躺的十四層樓。

這張圖裡有兩件事會跟她一輩子。其一是繪畫作為設計工具：她用畫來研究空間，畫在她手上是探索的工具，先於答案存在。其二是水平的高樓——把一個大家習慣往上長的類型放倒，這個「換一個方向」的動作，日後會變成把地面捲起來、把樓板抬起來、把屋頂變成地面。

十年只有圖，沒有房子T E N　Y E A R S　O N　P A P E R

畢業後她到鹿特丹，進入老師共同創辦的事務所工作，1980 年回倫敦自立門戶，並在 AA 教到 1987 年。1983 年，她以香港山頂俱樂部的方案拿下國際競圖首獎——那組像碎片一樣插進山體的水平長板，讓她一夕之間成為國際知名的名字。但那個案子沒有蓋成。

接下來十年，她被廣泛地當成「紙上建築師」：圖很有力量，但沒有人相信那些東西真的能蓋。直到 1993 年，一家德國家具公司請她在自己的廠區裡蓋一座消防站——那是她第一棟真正落成的房子，總樓地板只有八百多平方公尺。

十案排起來會浮出一條清楚的線：她一輩子都在處理同一個東西——建築腳下的那片地面。抽出它既有的線、把它捲起來、把它抬高、讓它離開地面、讓它長成建築本身、讓建築自己成為地面、把它畫成兩個版本、讓它吞掉整棟房子、把它疊成三層，最後把它延伸過一整條河。

下面六項都是可以在圖上被檢查的操作。認得它們，你在十案裡就看得出同一組方法怎麼被換到完全不同的條件上——而且每一項都有一句可以直接抄進申論的寫法。

2004 年，札哈·哈蒂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，是這個獎自 1979 年設立以來第一位女性得主；當時她五十三歲，落成的作品還很少。評審團主席為 Lord Rothschild。評審詞的重點可以摘成四點（以下為摘要，非逐字翻譯）：

• 她的路走得不容易。評審詞開宗明義說她的建築生涯「既不傳統、也不輕鬆」，並把她一路走到專業最高位置的過程形容為一場英雄式的奮鬥。
• 作品量少，但方向明確。評審承認她當時已完成的建築數量相對有限，卻認為她的能量與想法預示了更大的未來。
• 她的產出遠不只建築。展覽設計、舞台、家具、繪畫——評審特別指出，要理解她的創作規模，必須把這些一起算進去。
• 她對現代主義的堅持。主席在頒獎典禮上補充：在理論與教學工作之外，作為一位執業建築師，她對現代主義的投入始終沒有動搖。

中譯：「她通往世界性肯定的這條路，是一場英雄式的奮鬥——她堅定不移地登上了這個專業的最高位置。」

這一句為什麼是核心：普立茲克獎的評審詞通常在談作品，這一句談的卻是一個人怎麼走到這裡。2004 年的她，手上落成的建築屈指可數——維特拉消防站、伯吉塞爾滑雪跳台、剛開幕不久的羅森塔當代藝術中心。評審把獎頒給了一種還沒有被完全實現的方法——當時她手上並沒有一份夠長的完成清單。這在普立茲克獎的歷史上並不常見，也正因為如此，這個獎對她往後十二年的產量產生了直接的影響。

一、造價與工期反覆失控C O S T

倫敦水上運動中心的最初估價約 7,500 萬英鎊，最終造價約 2.69 億英鎊；東京新國立競技場的估算從 1,300 億日圓漲到 2,520 億日圓；淡江大橋在發包階段七度流標。支持者認為這些數字混雜了營建物價上漲、稅制調整、業主的採購決策與階段性設計的必要成本，不能全部歸咎於設計；批評者則指出，一個方案如果反覆超出當地營建體系能承作的範圍，那就是設計端要負責的事。兩種說法都成立，考卷上並列即可。

二、東京新國立競技場：2015 年的中止T O K Y O ，　2 0 1 5

2012 年她贏得東京新國立競技場的國際競圖。2013 年起，日本建築界發起「在神宮外苑的歷史脈絡中重新思考新國立競技場」的公開研討與連署，反對其量體尺度與周邊環境的關係，連署人數達三萬兩千人級。2015 年 7 月，日本政府以造價暴增為由宣布中止該方案，重新辦理競圖。

她的事務所隨後發表聲明，主張造價的問題來自業主過早指定承包商、缺乏競爭性招標，與設計本身無關；日本方面則堅持是設計的複雜度推高了成本。這件事在考場上的價值很高：它是一個「設計、造價、社會接受度」三方拉扯的完整案例，而且三方都留下了公開文件。

三、卡達移工的發言與那場訴訟Q A T A R ，　2 0 1 4

2014 年 2 月，她在受訪談及卡達世界盃工地的移工死亡時表示，處理這些問題並非建築師的職責。此語引發廣泛批評。評論者 Martin Filler 隨後在《紐約書評》撰文，指她對「她的工地上」死亡的移工漠不關心；她提出法律行動，該刊更正並道歉——因為她設計的卡達體育場當時尚未動工，那些死亡與她的案子無關。她其後撤回訴訟，並將和解金捐給勞權組織。

兩邊的說法都要寫：批評者認為建築師接下威權政體的大型工程，就在專業之外承擔了一部分正當性的供應；辯護者則指出建築師無權決定他國的勞動法規與工地管理，而拒絕接案並不會改變那個政體。這個問題在考卷上不需要選邊，但必須被指出來。

四、自由曲面的長期維護M A I N T E N A N C E

廣州大劇院開館後數年內陸續出現外牆石材開裂與局部滲漏；東大門設計廣場的外殼由約四萬五千片曲率各異的鋁板組成，備品必須逐片訂製；表皮與結構分離的作法，則在兩者之間留下一整層沒有人使用、卻必須防水、防火、通風的空腔。這些成本不會出現在落成典禮上，而是分攤在往後每一年的營運預算裡。

五、性別如何進入對她的評價G E N D E R

她長期被以高度性別化的語言評論——「女爵」「曲線女王」這類標籤幾乎沒有出現在同代男性建築師身上。1994 年她兩度贏得卡迪夫灣歌劇院競圖，最終仍遭否決，此事在英國建築界被長期討論，部分評論者認為其中包含了對「外來者」與「女性」的雙重不信任。她本人拒絕被歸類為「女建築師」。本文引用她時，同樣採取這個立場：引用的是方法，不是身分。

本系列引用她，引用的是「地面可以被重新畫一次」這一整套可以在圖上被檢查的操作，以及她每一件作品都能被算出來的那筆帳。名氣本身不進考卷。

引用方法，不要引用名氣。寫「本案參考札哈·哈蒂的流線造型」在考卷上沒有任何作用；寫「本案之建築軸線係依基地既有道路方向抽取而得」才有。以下三種用法，涵蓋了本系列十案能提供的全部東西。

從這裡開始S T A R T　H E R E

本系列的第 01 案是維特拉消防站（1993，德國萊茵河畔魏爾）。那是她第一棟落成的建築，也是「地面可以被重新畫一次嗎」這個問題第一次被提出來的地方：基地是工廠園區裡一條沒有任何特徵的狹長剩餘地，沒有山、沒有水、沒有可以對位的東西。她抽出了那條園區道路的方向，把它變成建築的軸——然後付出了銳角空間難以使用、以及消防隊在數年後就解散的代價。從那一案開始讀。